――从“媒介审判”的角度谈媒体与“吴英案”

2012-4-19 10:38:28      中国经济导报

2009年4月16日上午，备受关注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吴英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余元，近30家媒体及近200名群众参加庭审。 CF

事件回放：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7年3月16日被逮捕，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10年1月，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吴英案，吴英所借资金究竟系用于正常经营活动，还是个人挥霍挪作他用，将成为判决的关键。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现最高人民法院正对此案进行死刑复核。 　　 　　本报记者 马芸菲 　　 　　 从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7年被逮捕，到一审、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再到社会对于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结果的等待，吴英案已经走第六个年头了，而期间媒体对于吴英案持续关注的热度远不低于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我爸是李刚案”、“邓玉娇案”，数以百计的跟踪报道或大或小地影响着案件的进展。在西方社会，媒体被寓于“第四权力”，可以对立法、司法、行政这三种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但媒体的“第四权力”应当如何应用？怎样是恰当的，怎样是过当的？身处于公众热议风潮中的媒体人又应该如何更公平地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对此，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站长陈力丹等相关专家，从媒体人的角度更冷静地思考“吴英案”。 　　 　　“吴英案”中有“媒介审判”的“影子”？ 　　 　　 　　 1998年，郑州公安局分局局长张金柱由于酒后驾车过失致人死亡，当时的《大河》首先报道了这一案件，随后《焦点访谈》也对此案进行了揭露，一时间激起了全社会的公愤，许多媒体大肆渲染“不杀张金柱不以平民愤”，最终张金柱被判处死刑，并留下了“我是死在你们记者手中”的遗言。 　　 张金柱被执行死刑后，“媒介审判”这一由来于西方新闻学说的提法开始广泛地被国内外新闻学者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曾说过：“中国的司法还比较幼稚，在某种程度上还无法坚持独立的司法原则；而与此同时，媒体力量却迅速增强，开始对案件进行全面的介入，不再只是报道案发和案件的结果。”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通俗地讲，“媒介审判”就是指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大案件，在法院还未作出相应的判决前，就对该案件进行大量的报道，而且在报道过程中因为情感因素或利益驱使，报道者往往会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因素，用一些感情色彩很浓的褒贬词语进行报道，从而担当起“民间审判”的角色。而今年来的“药家鑫案”、“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案”等案件则相继暴露出了“媒介审判”在中国媒体中的“影子”。 　　 当然，媒体服务的最终对象是受众，受众有所需，媒体才有所求。当改革开放之后，依法治国的理念开始逐步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普通的社会民众开始了解法律，关心法律，热衷于刑事案件的讨论和参与，并对相关案件信息的需求量大，这才导致了媒体对于法律案件的追逐。 　　 陈力丹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吴英案’从深层次来说还没有涉及到媒介审判，因为一审二审都已经判了，判决目前也没有因为别的因素改变，现在只是在等待高院的复核。而作为媒体在最终结果没有出来的情况下，不能妄下论断说谁有罪谁没罪，或者最高法院应不应该为她免死，更不应该对社会公众，对网民进行煽动。这个案件最终还是应该由法院来判决的。”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矛盾吗？ 　　 　　 　　 “‘媒介审判’对被告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媒介审判’大多涉及到诽谤的问题。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中，诽谤罪需受害人主动检举才可以立案。而在很多‘媒介审判’中的受害者最终都被判了刑，有些还是死刑，他们即使是名誉权、生命权受到了伤害，都不太可能再去检举，再去维权，这样的过错往往是无法弥补的。”相关法律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而‘吴英案’非常特殊，它和‘药家鑫案’和‘我爸是李刚案’不一样。在其他涉及到‘媒介审判’的案件来看，基本上就是由于媒体报道的夸大和渲染，使公众的愤怒被扩大化。而在吴英案中，偏偏是公众普遍认为她没罪，认为法院进行了错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更应该慎重。公众有权利质疑法院的判决，但媒体的报道不能左右法院判决的结果。如果最终最高法院是因为公众对吴英的同情和媒体的持续关注而为吴英‘免死’，那么只能说中国的法律是落后而不是前进的。因为如果结果是这样，只能说此次‘媒介审判’的受害者是中国司法的独立性。”该法律专家说。 　　 那么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是否是必然矛盾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二者并不矛盾，舆论监督能起到一定的效果是新闻自由的体现，媒体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可以尽其所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并通过观点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涉及到体制变革，涉及到个人隐私，涉及到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不能失去理智，而应该尽量地客观公正，用最恰当的词语既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又不伤害到司法独立性。”陈力丹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 　　 　　新闻立法能解决“媒介审判”的问题吗？ 　　 　　 既然现在是法制社会，那么通过新闻立法和行业规范能否彻底让“媒介审判”消失？“我认为，新闻立法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媒介审判’本身如果没有检举人的话，很难用法律进行惩处，并且‘媒介审判’等一系列目前我国新闻行业内的问题都是道德层面的。我们有行业协会和行业规范守则，但其中的套话空话太多，对现实中的媒体起不到很好的约束作用。要在保证新闻自由的前提下规范我们媒体行业，应该还是从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提升、自身素质的提升入手。”陈力丹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如果通过严格的司法条例来禁止‘媒介审判’，那么在中国司法体系还不是那么完善的背景下，很难保证这样的司法条例不伤害到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这其中的界限太难确定了，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行业规范和新闻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来杜绝‘媒介审判’这样的畸形案件的产生。”相关法律专家说。 　　 “我觉得身为记者，首先应该非常清楚在报道中应把事实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公众和所谓的专家。不是说普通民众认为张金柱该杀就该杀，有专家认为吴英不该死她就不该死，你要知道你的报道是要影响很多人的，并且如果积少成多，细水长流的话还有可能最终造成体制的变革。这不是单靠新闻立法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身为新闻工作者本身应该尊重司法公正、尊重被告人，对得起你手中的‘第四权力’。”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资深新闻编辑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链接――“媒介审判”的第一案例：美国谢帕德案 　　 　　 1954年6月4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名着名的外科医生塞缪尔?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在自己位于克里弗兰郊区海湾镇的家里谋杀有身孕的妻子马里莲。当谢帕德被捕时，大量的记者和摄影师在市政大会堂等待他的到来，随之，各种各样狂热喧嚣的报道和评论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早在他被捕前，各种报纸就详细报道了从警方那里获得的调查工作的细节，所有这些内容都显示谢帕德是有罪的。一篇社论质问到“为什么不把塞缪尔?谢帕德投进监狱？”。终于，在媒体和舆论的“一致鼓动”下，谢帕德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在狱中熬过12个年头。1966年，谢帕德案件被重新审理，他被无罪释放。法院把审判前和审判中关于本案的媒体报道形容为“乱哄哄的疯人院”，宣判谢帕德无罪的大法官克拉克（Clark）代表法庭陈述意见时说道：“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常常被看作是有效司法管理的助手，特别是在刑事案件领域。……从这个案子，我们看出对于未决案件的不公正和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了。正当程序要求被告人接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的陪审团的审判。考虑到现代传播媒介的普遍性和从陪审员的头脑中抹去存在偏见的舆论的难度，审判法院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受理上诉的法院有义务独立地对该案件的情况做出评价。”